3月6日下午，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的办公室里进来一通河南农民的电话——对方儿子换了三份工作都是劳务派遣，“干着和正式工一样的流水线活，工资差三千，社保只按最低标准交，连企业的年会都不让参加”。这个带着烟火气的求助，正好撞进周世虹今年两会建议的核心：废除已经被严重滥用的劳务派遣制度。
“原本是‘临时性、辅助性、替代性’的补充用工，现在变成了企业‘降本’的工具。”周世虹掰着手指算“乱象账”：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里“临时性岗位不超过6个月”的红线，被很多企业突破成“三年五年的长期岗”；辅助性岗位本应是“给主营业务打辅助”，结果有些工厂的一线操作工里，派遣工占了六成；替代性岗位该是“顶班休假的临时补位”，却成了“长期占位的固定岗”。
更戳人的是“同工不同酬”的硬伤。周世虹接触过一个案例：某国企的派遣工和正式工在同一间办公室做文案，正式工月薪8500加季度奖，派遣工只能拿4800，“连高温补贴都少200块”。“劳务派遣公司的利润从哪来？”他反问，“就是正式工和派遣工的工资差额，还有该给派遣工交却没足额交的社保钱——这不是赚‘差价’，是赚‘劳动者的权益差’。”
其实，劳务派遣的“病”早有人喊疼。2025年，人大代表王雁就说“企业为了‘用人不养人’，把核心岗位都包给派遣公司”；2022年代表苗秀调研发现，制造企业里的技能工人大多是派遣工，“干半年就走，根本没法培养成熟练工”；就连2021年的杨祉刚代表都呼吁，“得管管这些‘挂羊头卖狗肉’的派遣乱象”。地方上的声音更直接：2025年贵州政协委员郑久平直言，“滥用派遣工不仅伤了劳动者的心，还让收入差距越拉越大——拿着低工资的人，怎么敢花钱？”
“现在招聘渠道这么通，线上有BOSS直聘、线下有人才市场，劳务派遣公司根本没‘独特价值’。”周世虹说，真正该守住的，是劳动者的“安全感”——“你让他干长期的活，就得给长期的保障；你让他出一样的力，就得给一样的回报。”
说到底，劳务派遣制度的“变味”，本质上是把企业该担的责任“甩”给了派遣公司，把劳动者该有的权益“折”成了企业的利润。当“临时”变成“常态”，当“同工”换不来“同酬”，伤的不只是一个个具体的人，更是整个就业市场的“公平底色”——毕竟，每一份努力都该被看见，每一份付出都该有对等的回报。
